50年代：21名国民党飞行员向我军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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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飞行员驾百余架战机向我军投城纪实（二）
陈 辉
新
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２８期飞行生李纯拉开了向我军投诚的序幕。李纯出生在云南省黎族的一个小山村，上中学时受抗日救亡的影响，对共产党产生好感。考入国民党军校后，秘密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思想发生了巨变，他与进步同学黄永华、陈泽群等商量驾机起义。
５０年代：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李纯是５０年代第一个驾机起义者，在他之后又有２１名飞行员向我军投诚。１９５０年１月３日，李纯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ＡＴ—６型教练机，降落在福建省漳浦县赤湖乡的海滩上，起义成功。
６天后，李纯的军校同学黄永华从台湾台南机场驾驶ＡＴ—６型教练机飞抵潮安上空，他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起义信号，放下起落架，低空盘旋一圈，然后再收起轮子。尔后，在潮安安全降落。
F-47型轰炸机
５０年代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和经历：国民党“克难英雄”何伟钦驾机起义，曾使国民党当局大惊失色。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８日，何伟钦驾驶Ｆ—４７型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县的一块田野上迫降起义。新华社当天播发消息说：“何伟钦驾驶Ｆ—４７型战斗机一架，在５月１８日下午４时１５分起义飞返祖国大陆。当他驾机在广东某地着陆后，受到驻在当地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党国精英”怎么也会投向中共呢？何伟钦的确是“党国精英”，他获有国民党荣誉称号——国民党军第５届“克难英雄”；他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他是台北空军总司令部第２情报署的防逃军官——中尉情报参谋；他是国民党空军第３大队７中队的保防军官；他是上司信得过的“红人”。但国民党当局并不了解何伟钦的内心深处，３０年后何伟钦老人回忆说：“１９４２年，我年方１７岁，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辗转到江西赣州，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后被分派到国民党军远征军空军第１大队３中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曾多次出击，轰炸侵缅日军。日本投降后，１９４５年９月，再考入国民党军空军官校第２７期，学习飞行，屡遭官长、教官的讽刺挖苦和凌辱折磨，深感不满。１９４８年秋，我秘密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开始懂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建立新中国。”正是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加上对革命理论的启蒙，使“克难英雄”弃暗投明，走上了起义之路。这是国民党当局永远不解的谜。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１日，何伟钦在国家体委安阳滑翔学校工作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勇赴火海，全身烧伤面积达９０％，经国家组织全力抢救，转危为安，并重返蓝天，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党国精英”怎么也会投向中共呢？
何伟钦的确是“党国精英”，他获有国民党荣誉称号——国民党军第５届“克难英雄”；他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他是台北空军总司令部第２情报署的防逃军官——中尉情报参谋；他是国民党空军第３大队７中队的保防军官；他是上司信得过的“红人”。但国民党当局并不了解何伟钦的内心深处，３０年后何伟钦老人回忆说：“１９４２年，我年方１７岁，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辗转到江西赣州，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后被分派到国民党军远征军空军第１大队３中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曾多次出击，轰炸侵缅日军。日本投降后，１９４５年９月，再考入国民党军空军官校第２７期，学习飞行，屡遭官长、教官的讽刺挖苦和凌辱折磨，深感不满。１９４８年秋，我秘密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开始懂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建立新中国。”正是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加上对革命理论的启蒙，使“克难英雄”弃暗投明，走上了起义之路。这是国民党当局永远不解的谜。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１日，何伟钦在国家体委安阳滑翔学校工作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勇赴火海，全身烧伤面积达９０％，经国家组织全力抢救，转危为安，并重返蓝天，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驾机起义迫降最危险的是国民党空军上尉作战参谋黄铁骏和军士长刘铭三。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９日，黄铁骏和刘铭三驾驶Ｂ—２５型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前往祖国大陆，在途中他俩４次遇险：第一次险情是同机的副驾驶方本成不同意回大陆，黄铁骏没有向他抠动手枪扳机，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跳伞了；第二次是险情是遇到两架国民党战斗巡逻机，他俩穿云进雾，变换航向，终于甩掉了巡逻机；第三次险情是发动机起火，快到大陆上空时，左侧发动机突然起火，黄铁骏用灭火器将火扑灭，转危为安。最后一次风险是迫降。黄铁骏和刘铭三由于担心国民党战斗机追上只剩下一台发动机、飞行速度明显减慢的轰炸机，他们没有在福州机场降落，决定飞往杭州机场。轰炸机少了一台发动机，就是少了一个翅膀，飞起来十分吃力，左摇右摆，爬高不行，转弯不灵，他俩好不容易飞到浙江沿海，却被前面的大山所挡，飞机爬不上去，为了保住飞机，他们选择迫降，而没有跳伞。
在飞机上，他俩选择了一块绿色的平地，一鼓作气飞了下去，飞机肚皮在地面上磨擦了３０米终于停了下来。他俩跳出飞机，看到眼前是黄豆地，飞机前五六米处就是一个大沟，好险啊！再看飞机，螺旋桨触地弯曲了，机身肚皮局部擦坏，但其它部位都还完好，他俩总算松了口气，飞机保住了，人也没有受伤。前来迎接他们的解放军官兵看到他们冒险迫降场面，也十分震惊。１９８８年刘铭三撰写了回忆录，对当年迫降的惊险场面还记忆犹新。
驾机起义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国民党金马前线少校作战指挥官郝隆年。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２日，郝隆年驾驶Ｃ—４６型战机从台中机场起义，当时机上还有少校作战参谋王钟达、机工长唐镜，他俩对起义都表示同意。为了避免雷达的跟踪，防止国民党战斗机的追击，郝隆年将飞机冒险下降到离海面仅２０多米，进行超低空飞行，但还是遇到了国民党军舰高射炮的猛烈攻击，飞机被击伤。
摇摇晃晃的战斗机在海面上艰难地飞行着，郝隆年沉着应付，驾驶着受伤的飞机义无返顾地飞向大陆福州机场。没想到在福州机场上空，又误被人民解放军地面枪弹击中，九死一生的郝隆年全然不顾枪林弹雨，将飞机对准跑道，果断地降落在福州机场。搞明真相后，受到了我军机场官兵的热烈欢迎。
驾机起义使蒋介石大为震惊的是台北飞行社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事务员翟笑梧。
１９５６年１月７日，他们驾驶蒋介石儿子蒋纬国的旅行游览专机——Ａ１７０Ａ型飞机起义成功，引起台湾当局的很大恐慌。从１９５０年１月３日至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５日，共有２２名国民党官兵驾机和乘机起义，成功地飞回大陆。
５０年代，国民党空军飞回祖国大陆的飞机共１３架；机型有ＡＴ—６型、Ｂ—２５型、ＡＴ—６型、Ｃ—４６型、ＰＴ—１７、Ｆ——４７型、Ａ—１７０Ａ型，共７种型号的战斗机、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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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陈辉
编辑：冬凌
美编：小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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